23年后，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，看见围墙高耸，门口警卫荷枪挺立。我们被告知，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。门侧依然挂着“清代礼王府”的石牌。 

　　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，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。三百多年后，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，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，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。这是1982年，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，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。往后7年，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。 

　　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，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。尽管“文件”早已无法“治国”，但在1980年代，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。改革漩涡的中心里，年轻人出现了。 

　　“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、哀叹的、悲愤的、抗争的，也有批判的，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……他破格培养，委以重任。”多年沉浮后，曾轰动一时的“最年轻副部长”翁永曦一语概括：“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，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。” 

　　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，谈及九号院，都流露出纯真神态。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，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。我问他，“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，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？” 

　　“改革者。”他很肯定。 

　　“改革者”后来散落各方。2002年，杜润生90岁生日，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，他们再次相聚。杜润生说：“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，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。可喜的是，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，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。”他不会想到，若干年后，团队成员王岐山，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。 

　　“像三十多年前那样，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。”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，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。 

　　他们怀念九号院，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。 

　　历史性的遇合 

　　“我们这一代人，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，”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，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。 

　　1979年，翁永曦31岁，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，到农民报当记者。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，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，任实习研究员。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。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，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：中国往何处去？ 

　　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，到处都在宣扬“思想解放”。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，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。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。 

　　翁永曦喜欢交友，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，三五十人挤着讨论，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。青年们达成共识：要改变产生“四人帮”的土壤，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变革。 

　　漩涡之外的农村，农民已经行动起来。就在前一个冬天，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，一千多公里外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。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，没想到一包产到户，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。1979年夏天，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，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，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，对此也明文禁止。 

　　他处处碰壁，直到遇见陈一谘。 

　　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，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。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。在他看来，政治民主缺乏基础，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，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。 

　　改革从何入手？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。他很高兴，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，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。 

　　1980年，陈一谘跑了14个县，调查了3个月。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，朋友何维凌、邓英淘、王小强、杨勋、江北辰、白若冰、张木生等人很支持，加入筹备。 

　　早在1968年秋，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“包产到户可以增产”，招致牢狱之灾。如今，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，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。 

　　1979年，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，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。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“右倾分子”后的首次复出，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，吸取邓子恢的教训。 

　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、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，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：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“不许包产到户”，已在这年9月改为“不要包产到户”。 

　　杜润生找到胡耀邦，让其将“不要”改为“准许”，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。5个月后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，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。不久华国锋辞职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。 

　　杜润生没想到，各省市区座谈会上，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。在争论、妥协之中，75号文件诞生了：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。 

　　表面看来，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，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。然而一旦实施，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，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，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，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。 

　　老同志们痛心疾首，拉着杜润生：“包产到户，关系晚节！”另一些人更为愤怒：“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！” 

　　在改革的关口，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，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，寻找更多支持者。就这样，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。 

　　他甚至不是党员 

　　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，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，让他拿出方案。“1500亿！”他很惊讶，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。火车临开前，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。 

　　在当地，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，当晚海阔天空，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、外交和国际形势。没想到，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，有人喊他：“小翁小翁，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。总理看了你的文章，约你去中南海谈谈。” 

　　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，把内容写进了内参。翁永曦感到吃惊，“一个白丁，最底层的干部，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？” 

　　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，又约了第二次，“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，是个‘康拜因’，一块参加行吗？”翁永曦回忆说，在80年代的聚会中，自己和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黄江南志趣相投，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，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，像个小组合，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。 

　　“第二次见面，几位副总理都来了，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、几位经济学家，也参加了。总理说，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，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。” 

　　此后，翁永曦、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，人称“四君子”。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，将他调到农委来。 

　　翁永曦说，王岐山“精明能干，不搞心血来潮、昙花一现的花架子。研讨会上，听得多，说得少，总能探骊得珠；喜欢看书，涉猎甚广，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。同事、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，总很热心，骑个小摩托，挺忙乎，累得跟驴狗子似的。上下印象都好，很快入了党”。 

　　1981年2月，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，还是学生的周其仁、陈锡文、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。成立前一晚，张木生借到了经费，寒夜里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，是一千元，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，往桌上一拍说：办好了！ 

　　成立会上，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。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，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。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，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。 

　　1981年夏天，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，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，回来后又参与讨论、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。1982年1月1日，文件宣布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，“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，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。随之而来，是农委取消，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(“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”是它的另一块牌子)。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，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。 

　　二十多年后，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：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，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。他自知责任重大，工作很仔细。文件付印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，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———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，而他甚至不是党员。 

　　九号院重塑了他们 

　　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。他喂牛、赶马车，也听村人说，农民不是人当的。他时常惶恐，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？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4年后，他来到九号院，成了一名秘书。 

　　那年夏天，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。九号院人来人往，会议不断，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。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：通知XX部长明天来开会。他很惊讶，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，“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。” 

　　“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”赵树凯感叹。在受访者的描述中，九号院风云际会，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，纵横交汇。 

　　某个春节过后，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。到会议室一看，是习近平、刘源、万季飞等人。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———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，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。 

　　“他们无所顾忌，敢讲真话，不像地方干部，报喜不报忧。”联络室的蒋中一说。后来，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，“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，都要把我们几个(习近平、刘源、陆学艺、翁永曦)请过去，先让我们讲，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。” 

　　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。他说无论习近平、刘源或是他自己，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，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。这其中，安排送文件资料、组织会议座谈，“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”的，是王岐山。 

　　在80年代的相会中，王岐山展现了“广泛交往“及“很强的组织能力”。赵树凯注意到，“风风火火，爱讲笑话，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”的王岐山，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，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。 

　　“他比较特殊，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。”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，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，将题目委托出去，不断发现新人才。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，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，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。 

　　《走向未来丛书》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，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。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，正如序言所引用的：“思想的闪电，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，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” 

　　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：“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，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，又搞文化大革命，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。” 

　　那些年里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，每天中午，老人们休息了，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。他们对新资料、新情况、新观点、新思维、新理念特别的敏感，“就怕自己跟不上”。 

　　他们阅读、思考、到农村去，收集最真实的细节，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后来他们发现，九号院的风格几乎重塑了他们。 

　　“上接天，下接地” 

　　“上接天，下接地”，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。这里信息无碍，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，丝毫没有神秘感。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，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，自己被重用了。 

　　1982年的一天，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。他忽然被告知，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。 

　　“杜主任，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。”翁很震惊，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“副部级官员”，听起来像天方夜谭。 

　　“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，到现在才是个局长，把我提到这一级，别说别人不服气，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。杜主任说中央定了，你要服从组织安排。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，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，但这个任命一公布，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，污水全朝我泼过来。” 

　　一语成谶。他的任职消息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出，立刻引发轰动。随后，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。翁永曦大刀阔斧，倍受关注，很快成了改革新星。 

　　毕业不久的袁崇法、魏唯、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(农研室一百多人，分为若干组和室)，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。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：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。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，却委以重任。 

　　“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。”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，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，开口就和业务有关。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，“农村改革大步推进，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。我1968年下乡插队，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。”加班干活，到农村去调研，和老乡聊到半夜，他感到充实。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，但“那股劲看不到了，没有那个心思了”。 

　　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，“踢门就进太夸张，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。” 

　　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，“平等和自由氛围，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。”1987天夏，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，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(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)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。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。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，指定由袁崇法、何道峰、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。 

　　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，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。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、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。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，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。最终，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。 

　　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，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：“他们去农村调查，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，鞋也不穿。开大会时，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，农民就想，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？” 

　　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。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：杜主任，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？（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本报有删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