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之中，大多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：老成持重经验丰富、富有个人魅力。同时，身负“救火”使命的他们，“救火之地”也是展现其为官从政综合素质的一块“试验田”，很有可能从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日后晋升的重要政治资本。

　　梳理众多的官场“救火”案例，大致可以归纳三种不同的“救火”模式。

　　王岐山曾异地“救火”

　　此次黄莉新履新南京，属于典型的异地调任“救火”，这种模式近年来屡见不鲜。

　　这种模式中，最有名的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。2003年上半年，“非典”疫情肆虐全国，北京更成为“重灾区”。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此去职，履新不足半年的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临危受命北上京城，出任市长。调任北京后，王岐山出色地完成了防控“非典”、筹备奥运会等重大政治任务，并在离任后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。

　　而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，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负被免去领导职务，承德市委书记艾文礼接任石家庄市市长。2011年末，完成“救火”之职后，艾文礼升任河北省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
　　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，在黄莉新之前，也有省部级高官异地“救火”。2013年10月28日，时任贵州省委常委、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。次月，六盘水市市委书记王晓光调任遵义市委书记，并于去年4月实现仕途进步，升任贵州省委常委。

　　盘点这些异地调任的“救火队长”，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———他们多数都与“救火地”有过交集。比如王晓光“救火”担任遵义市委书记时，就并不是他第一次到遵义任职，2006年到2011年间，他就曾在遵义工作，先后担任常务副市长、市长等要职。新任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，虽然此前并无在南京市党政系统工作经历，不过盘点其履历，却可以发现另一个信息———从1983年参加工作到2011年12月开始出任无锡市委书记为止，期间她一直在省会南京工作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上级选用对“救火地”工作情况较为熟悉的干部赴任，有利于尽快接手工作，最大程度消解前任“出事”的影响，使当地经济社会重上轨道。这或许是如此异地调任“救火队长”的题中之义。

　　上级“空降”最常见

　　其实，在异地“救火”之外，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———“空降”。这种安排原因也不难理解：“救火队员”来自上级机关，代表的是上级权威，对妥善安排好权力过渡，尽早恢复当地官场稳定大有裨益。

　　比如上文中提到的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，在时任市长去职的同时，时任河北省委常委、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亦同时被免，当时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于当年9月主政石家庄市委直到2010年6月。完成“救火”任务后，车俊2010年调任新疆，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、政委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，当年9月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现任青海省委副书记、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也是由省委副书记任上“空降”兼任“救火队长”。原任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，去年4月24日被中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，5月14日，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，受命兼任西宁市委书记。

　　不过，过去规格最高的“空降救火队长”，还是张德江和尉健行。1995年5月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“落马”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及时补缺“救火”。2012年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查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暂代重庆市委书记半年多。两位高级别的“救火队长”在完成任务后，分别在随后的中共十五大、十八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，进阶中共最高领导层。

　　本地官员暂代“非主流”

　　除了上述两种比较常见外，“就火队长”还有一种“非主流”的方式———就地选拔。

　　有分析认为，依照官场规则而言，如果“一把手”因为腐败被查，当地其它官员难以完全置身事外。独善其身，即使没有参与腐败，也有失察、知情不报的责任。在这种当地官员很难被信任的情况下，上级一般不会考虑本地选拔后任。

　　因此，如果出现本地官员暂代“救火”，前任多不是因为涉及贪腐被查。这从不多案例中可见端倪。

　　2004年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因身体状况欠佳，时任省长卢展工“救火”，代理省委书记，在当年末，卢展工由代理书记转正，任省委书记。成为中国政坛为数不多的“非典型”的“救火队长”。　　　　　（三实）